历史的迷雾，漫谈三国人物

cx1988

说了这么多，其实主要就是想解释外戚、宦官走马灯式执政的真正原因。
　　汉灵帝时这个模式的皇帝中比较典型的一位，不过他运气不好，苦苦支撑后，大汉帝国终于还是在他身后崩溃了。
　　公元168年，汉桓帝死于洛阳宫中的德阳前殿，年仅36岁。至于死因，一般都是说长期沉迷酒色而掏空身体，其实汉末这几个皇帝的死因都是如此，其实算起来，这几个皇帝都算得上太平皇帝，实际上，不沉迷于酒色皇帝并不多，这一系列皇帝的英年早逝还是让人觉得有点蹊跷的，当然，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这里就不探讨了。
　　汉桓帝刘志也是有名的荒淫皇帝，结果折腾了半天，也没有搞出个一儿半女，所以他一死，谁来接板成了大问题。选皇帝的重任就落到了窦武身上，窦武是标准的官N代，也是士族豪强的一员，他的女儿是汉桓帝的皇后，现在的太后，所以他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帝国的代理执政官。
　　选皇帝的程序就是拿着皇家族谱一个个寻找，选择的标准记载里说的按贤的标准来选择，实际上这种标准历来都一样，首先要年纪小，好控制、第二要没志向，贪图享受、才能平庸，长大了也好控制。实际上从后来的发展来看窦武基本没看走眼，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全不是他能预料到的。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大臣来选皇帝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尽管大臣们绞尽脑汁尽量按庸选择，但过于膨胀的臣权一定是会与皇权相冲突的，只要皇帝不是白痴，就一定会反击，刘志看着也挺平庸，照样以16岁的低龄，联合宦官，扳倒不可一世的跋扈将军梁冀，表现出的勇敢果决，一点也不输于所谓的“千古一帝”康熙。
　　窦武所处的位置其实是十分高危的，从以往的经验来说，处于这个位置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在拥立了汉灵帝即位后，窦家一门封三侯，可谓风光无比，也有人劝窦武急流勇退，窦武也不以为然。这让我又想起感情剧中最常见的一个情节，女猪脚的朋友问她：你现在找的男朋友那么花心，你还去找他干啥？女孩的回答是：“他是爱我的，我将是他的最后一个”。这时候观众的感叹都是：好蠢的女人。实际上这也不一定就是愚蠢，身在局中有时确实也身不由己，而且每个人都都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本事而成为例外的那一个，窦武应该也是这样想的，而且他也是有计划有步骤去做的。

cx1988

其实无论古今，人性都是一样的，所以什么什么主义，只不过是幌子，骨子里都差不多。指点谈不上，利益集团从来都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的，就比如你是一个国企的退休职工，本来享受较好的退休待遇，这时候，企业改革，退休职工取消双轨制，全部归于社会保险，你会支持吗？一般人都会千方百计反对改革，而且会说出许多貌似合理的理由。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由大臣来选皇帝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尽管大臣们绞尽脑汁尽量按庸选择，但过于膨胀的臣权一定是会与皇权相冲突的，只要皇帝不是白痴，就一定会反击，刘志看着也挺平庸，照样以16岁的低龄，联合宦官，扳倒不可一世的跋扈将军梁冀，表现出的勇敢果决，一点也不输于所谓的“千古一帝”康熙。
　　窦武所处的位置其实是十分高危的，从以往的经验来说，处于这个位置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在拥立了汉灵帝即位后，窦家一门封三侯，可谓风光无比，也有人劝窦武急流勇退，窦武也不以为然。这让我又想起感情剧中最常见的一个情节，女猪脚的朋友问她：你现在找的男朋友那么花心，你还去找他干啥？女孩的回答是：“他是爱我的，我将是他的最后一个”。这时候观众的感叹都是：好蠢的女人。实际上这也不一定就是愚蠢，身在局中有时确实也身不由己，而且每个人都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会成为例外的那一个，窦武应该也是这样想的，而且他也是有计划有步骤去做的。
　　窦武首先做的是拉拢士族，他建议皇帝重新启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被打击的士族成员，如当时赫赫有名的李杜等人，并取得成功，他散出家财，救济太学学生，救济平民，不过从后面的结果来看，他这个拉拢工作并不成功。
　　正史上的记载，窦武是标准的正面人物，可以看出字里行间都表达出一种遗憾，认为他是在为国为民。这里我就偏一下题，先探讨一下人的主观动机的问题，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来说，人做一件事的主要动机最终还是基于自身利益来考虑，就像刚生下来的小孩，肚子饿了，就会哇哇地哭，其实哭闹也是费力气的事，婴儿哭闹的动力来源与他想吃的欲望，如果失去利益驱动，人自然而然就失去了主观能动性。我们经常说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超市经常搞产品促销，他们打出的宣传一般都是，为了回馈消费者，商家大让利。作为一件商品来说，确实是降价了，但商家这时打的算盘，通过个别商品的降价，尽量把消费者吸引到店里，这样能够促进总销售量，虽然个别商品确实赔钱了，总体还是赚了。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但是商家做宣传时，肯定不会说这是他们的真正目的，而会大力宣传他们的降价让利，当然，商家们也没有撒谎，客观上他们确实降价让利了。
　　现实生活中其实人们基本都会这样做的，真正的利己动机一般都不会放到台面来说，反而是客观上一些利他的东西会被人无限放大，这一点在政治宣传中尤其明显。就像当年红军长征，说白了，就是逃命，而且原来的目标也很明显，就是向西逃向苏联，后来闹了点内讧，西路又打不通，这时听说陕北也有红军的根据地，无奈之下也只有北上了。说实话，事情最开始的动机和抗日没有任何关系，但客观上确实是北上了，后来确实也和日寇打过点仗，于是在后来的政治宣传中，长征的主要目的成了北上抗日，而且我们也都相信了。作为政治团体，为自己集团利益着想是无可厚非的，否则绝不可能成功；宣传上搞点小花样也没问题，这是政治需要。我说这些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看历史能够不被表面的政治宣传所蒙蔽，而能够看出历史事件的主要动机在那。
　　回到窦武，那些为国为民的调子我们就不谈了，窦太后与刘宏完全没有血缘关系，刘宏自己的亲妈还在世。所以窦武这个外戚身份是很不牢固的，他最核心的利益驱动应该是先坐稳位置。窦武除了拉拢士族之外，更重要的工作就是抑制皇权。从历史经验来看，皇帝最倚重的盟友就是宦官集团，所以窦武接下来做的就是打击宦官集团，史书上有感叹窦武下手不够狠，动手不够快的，不过在我看来，窦武实际上是已经够狠了。


　窦武的策略就是对宦官集团进行斩尽杀绝，我估计假如宦官们不是住在皇宫的话，窦武就敢带兵直接杀光宦官们。现在窦武只能走了一个相对合法的手段，他让他的女儿，也就是亲政的窦太后下旨剿灭整个宦官集团。窦太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汉来故事世有，但当诛其有罪，岂可尽废邪？”她的意思是有罪才能杀，没罪也搞斩尽杀绝，恐怕不合适。后人常常觉得是窦太后误事，她的妇人之仁让宦官们有了反击的机会。实际上作为统治者的窦太后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对，专制社会至少还有一个法制社会的幌子，不问青红皂白、是非曲直的全面屠杀肯定是不对的，这种全面的政治清洗可能能带来暂时的安宁，而负面影响是很深远的。后来袁绍直接带兵杀进皇宫，将宦官们斩尽杀绝，并没有带来任何好的影响，后果只是皇权的真正没落、以致天下大乱。
　　上文说过窦武最终的敌人是皇权，不是宦官，就算他能够把宦官们全部杀掉，同样避免不了日后和皇帝的冲突，杀光了一批宦官，还会有新的宦官出现，在皇帝长大后，他们还是会因为共同利益走到一起。其实当时宦官们和外戚窦武之间并不是到了非火拼不可的时候，只是窦武想先下手为强把这个矛盾激化的时间提前了。
　　既然没有太后的全面支持，窦武也只有一步步来，首先窦武先找一个日食的理由杀了制宫省的中常侍管霸﹑苏康等人，后人因为管霸、苏康早死，没有兴起风浪而认为窦武错少了好人，认为他应该先杀曹节和王甫，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想法，至少窦武不会是傻瓜，谁先杀谁后杀他心里至少该有个谱，管霸、苏康在宫中也绝对不是省油的灯。

cx1988

窦武的屠刀举起来了，当然是不会停的，窦武第二步计划开始，他罢了黄门令魏彪，以亲己的小黄门山冰代之，将长乐尚书郑飒关进北寺狱。他的盟友太傅陈蕃建议立即杀了郑飒，窦武不同意，命令山冰等人审问之，等得到郑飒指认曹节和王甫之流的口供再开始第二次清洗。窦武的计划其实没什么问题，毕竟要杀人还是名正言顺一点好，表面功夫还是需要做以下的。但致命的问题来了，窦武的清洗计划泄露了。史书上都怪窦武动作太慢，保密工作做得有不到位。我觉得一般搞密谋出现泄密主要还是在于内部人员对于组织的政治前途没有信心，也就是说认为窦武胜利的希望不大。就像清末革命党一搞起义，必然就会有人泄密一样，到后来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大势起来，也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窦武的奏章竟然被人送到了长乐五官史朱瑀的手里，朱瑀迅速通知了宦官集团的首领，俗话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更何况这些宦官根本就不是兔子，他们是会吃人的狼。宦官集团首领歃血为盟，立誓拼死一搏。这个时候，小刘宏也出现了，史书上说的是帝拔剑踊跃，可见他当时也是比较激动的，史书上又说刘宏是被太监所挟持，其实有点自相矛盾，我认为窦太后后来被挟持，那应该是确定的，但对于刘宏，那就不一定了。如果刘宏心智正常，宦官们只要陈说厉害，再比对历史，再加以渲染，刘宏自然会把窦武当作自己的头号敌人的，如果刘宏真如某些史书上说的就是个二货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拿梁冀吓唬一下他就行了，估计一想到汉质帝的悲惨下场，刘宏自然就会拔剑踊跃了。
　　接下来就是火拼了，宦官们把持了太后，首先就是先下诏收捕窦武陈蕃一党。窦武其实还是有所准备的，他杀掉使者，迅速召集了数千军士，然后开始攻打皇宫，唐诗这样评价：“窦武忠谋又未行”，实际上窦武是做足准备的，并且也在一步步按计划实施的，步子迈得也不小，个人认为是步子迈得太大了。


补充一下：宦官并不是简单的奴才，他们的背后有利益集团的影子，特别是汉唐的宦官，他们其实是商贾集团的代言人。汉唐都压抑商贾的政治地位，在正常的政治框架内他们永无出头之日，必须另寻它路，于是宦官就成了他们最好代言人。宋以后对商贾压制逐渐解除，因此宋以后宦官作恶就大大减小，魏忠贤再厉害，也只是一个家奴，只要皇帝愿意，随时可剁了他。


　那为什么窦武还是失败了？接下来对于张奂的分析应该可以说明一点问题。宦官们暂时控制了皇权，当然是要好好利用了，于是他们诏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加节，与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率五营军士来对抗窦武，王甫自己再召集了千余人，合兵一处。在史书里并没有具体说明双方的实力对比，提过的就是窦武的数千人和王甫的千余人，这说明只要张奂帮那边那边就能取得胜利。最后其实仗都没打起来，王甫那边一喊话，窦武这边的军心就崩溃，纷纷投降了，只剩孤家寡人的窦武只有逃跑，最后走投无路自杀，被枭首洛阳都亭，宦官们继续斩草除根，灭了窦家全族。
　　关于军士投降的原因，史书上说是“营府素畏服中官”，就是说兵士们向来害怕宦官，这其实不是主要理由，后来袁绍带兵杀光宦官的时候，也没见那个兵士害怕宦官，主要应该是当时的军力对比，窦武一方处于劣势，而这些人又不是窦武的死忠，所以一看情势不对，就纷纷投降了。
　　这次军事行动的关键人物张奂的表现最值得寻味。宦官们得势之后，对士族们进行了严厉的打击，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张奂当然是例外，他宦官们的大功臣，自然得到的是大加封赏，张奂官拜大司农，并封侯，张奂感觉到自己已经完全走到了士族集团的对立面，于是，他坚持不受封侯，称自己是上了曹节假传圣旨的当了，后来他又上书灵帝，要平反窦武、陈蕃。当然对于这个刘宏与宦官们都不会答应的。再后来与宦官集团的摩擦中，张奂被贬回家，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首先张奂不是个简单的人，在他的各个平叛的战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仅是作战水平高，他的政治水平也是一流，常常是恩威并施，将这些叛乱的区域治理的服服帖帖。史书上为张奂辩解，认为他长期在外，对朝廷不是很了解，所以上了宦官们的当了。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成立的，张奂作为一方军政大员，对朝野不可能不关心，也不可能不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张奂接到命令的那一刻其实是面临重大抉择的。窦太后刚刚大权在握，窦武也刚刚当上大将军，汉灵帝刚刚上台，这父女俩就开始争权的可能性不大，历史上外企夺女儿权的例子是有，那也是在外戚完全把握权柄后才会发生；而太后女儿下诏捕杀父亲的例子好像在历史上很少发生过。假如真如我们平常认为的那样，这场战斗就是邪恶的宦官们与正义的士族之间的对抗的话，而窦武与张奂都是士族的杰出代表的话，张奂会毫不犹豫地帮窦武，那样的话宦官基本没有什么能力抵抗。情况很明显，窦武手下有兵，而宦官没有，张奂谁也不帮，窦武肯定赢，张奂只要装装傻，行动慢一点其实就是对窦武的最大支持，但张奂却选择了与窦武的正面交锋。
　　张奂的智商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他考量会比较多。首先，士族们对于窦武还是有所忌惮的，他们也不希望窦武无限膨胀成为下一个梁冀，甚至王莽。现在的皇帝小，这样的弱君格局是最符合大家利益的。

其次，虽然当时的政治格局来说，窦太后理论上不会对他的父亲下手的，但宦官们后面还有一个小皇帝，虽然皇帝才13岁，但也基本心智成熟了，3年后也就可以亲政了，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从刘宏后面的表现来看，刘宏对于清除窦武集团从未后悔过，相反还十分感谢他的宦官盟友们。从这一点上来说，对于汉灵帝想法的判断，张奂基本是没错的。
　　最关键一点，就是当时宦官们给他下的诏书虽然有矫旨的嫌疑，但在形式上，它是真真实实的诏书，如果抗旨不遵，就得一条路走到黑了；而选择按旨行事，至少以后的风险要小得多，就算站错了队，理由也比较充分。
　　从张奂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窦武的失败并不是在于他不够狠，或是不够雷厉风行，而是在于士族其实并没有真正站在他这一边。在政治斗争中，许多人会认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认为只要把政治对手从肉体上消灭就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显然也是以故事的方式来看待现实，杀人其实并不难，关键是杀人后能够控制住局面，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否则只是为他人做嫁衣罢了。

　从张奂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窦武的失败并不是在于他不够狠，或是不够雷厉风行，而是在于士族其实并没有真正站在他这一边。在政治斗争中，许多人会认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认为只要把政治对手从肉体上消灭就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显然也是以故事的方式来看待现实，杀人其实并不难，关键是杀人后能够控制住局面，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否则只是为他人做嫁衣罢了。就像后来宦官们骗杀了大将军何进，但在那种形式下，杀了合金又有什么用，带来的只是全体被屠杀的下场。

　

cx1988

张奂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窦武的失败并不是在于他不够狠，或是不够雷厉风行，而是在于士族其实并没有真正站在他这一边。在政治斗争中，许多人会认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认为只要把政治对手从肉体上消灭就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显然也是以故事的方式来看待现实，杀人其实并不难，关键是杀人后能够控制住局面，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否则只是为他人做嫁衣罢了。就像后来宦官们骗杀了大将军何进，但在那种形式下，杀了何进又有什么用，带来的只是全体被屠杀的下场。
　　后来宦官们迅速扩大打击面，把张奂推向了士族的对立面，所以张奂后悔了，幸好他给自己留了个口子，所以士族们最后还是算容纳了他。张奂的结局其实不算惨，算然丢了官，但是还能安度往年，身后名声也相当不错。
　　清洗了窦氏一系后，汉灵帝也就正式大权在握了，史书上一般都是认为汉灵帝昏庸无能，被宦官所利用和蒙蔽，成为傀儡皇帝。但可以肯定的是汉灵帝刘宏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觉得宦官们是他最可信任的人，他还扩大了常侍的队伍，历史他们称为十常侍。汉灵帝对他们是绝对信任的，虽然这些人历史上臭名昭著，史书上说他们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但有一点他们是对得起刘宏的信任的，那就是他们的忠诚，他们绝对没有想去染指皇权的意思。

老百姓最疼恨就是官员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因为这个对于老百姓的利益侵害最大。但在专制社会中，贪污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对于汉灵帝来说，宦官们为他鞍前马后充当打手，自然要让他们占一些便宜的，没有利益好处凭什么让人家对你效忠呢？对于刘宏来说，百姓利益确实是和国家利益相关联的，但这一切离他太遥远，对于他来说，当务之急是能保住自己的皇权就不错了，现实并不容他有更高的理想，况且他本来就不是特别有理想的人。
　　对于刘宏的生平事迹，这里就不细说了，这里捡几个主要的说说，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昏君。现在流行翻案，这说明以前那种非黑即白的历史的片面性，但我这里并不是要给汉灵帝翻案，我只是想试图分析一下他那些看似荒唐的行为的动机，将他能够还原成一个相对真实的人。

汉灵帝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卖官鬻爵，而且买的赤裸裸，毫不遮掩，历史上能做到他这么直白的确实是绝无仅有。
　　其实权钱本来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用钱来买权，再用权来来挣钱，这是任何朝代都有的事，但是一般做得都是遮遮掩掩，也就是做婊子，但还得立个牌坊，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立牌坊是非常重要的，但刘宏却根本就没想过立牌坊，而且做得相当彻底，所以留下千古骂名也是理所当然。
　　刘宏天上掉馅饼，从一个小藩王变成了皇帝，但等他当上皇帝以后，他渐渐发觉，这个馅饼其实并不好吃，前文已经分析过东汉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原因简单类比来说就是羊少牧人多，也就是搞生产的人少，吃闲饭的人多，其实仔细分析中国大部分朝代末期都是这种情况。


　刘宏还要更倒霉一点，经有专家考证，东汉末年，气候变化异常，原来富庶的北方大地气温急剧下降，有人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小冰河期，直接带来的影响就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打击。
　　气候异常也带来了全国性的大瘟疫，在刘宏在位的15年间，史上记载就发生了5次瘟疫，这种瘟疫往往对一个地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许多地方出现了“千里无鸡鸣”的状况。
　　天灾、人祸带来的是无休止的叛乱，除了影响较大的黄巾之乱、和西羌之乱外，其他各州县、少数民族地区的叛乱不计其数。以前曾看过一篇分析明末的文章，主要是说崇祯皇帝陷入了一个死弯，首先要平叛，就得出兵，而出兵有需要大量的钱财，国库不够，就得加税，增加百姓负担，百姓负担加大后就引发更多的叛乱，最后走入一个死弯，形成恶性循环，直至帝国的崩溃。
　　东汉末年的情况并不比明末好多少，那刘宏是怎样避免这个死弯的呢？至少在刘宏治下，东汉帝国还是基本保持完整的。要是东汉也有东汉日报的，估计头条每天都会从此在皇帝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上下一心，战胜瘟疫、战胜旱灾、战胜蝗灾、平息黄巾之乱、平定西羌叛乱之类的文章，东汉后来灭亡了，并不能说全是刘宏的错，东汉在他任上没有灭亡也不全是他的功劳，但至少他在努力。


　以前大臣陈蕃在给桓帝的上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厄”：“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这就意味着恒帝时国库就基本空空如野，到灵帝这一朝这个问题应该是更加严重了，东汉末年人口急剧下降，在户籍可统计人口只有西汉鼎盛时期的1/10，在这里我们有确切证据，但我认为，虽然天灾战乱瘟疫不断，但人口锐减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库主要的财政来源就是税收，而当时税收主要分为两大块，地税和人头税，前面说过当时大量土地兼并，人民赤贫，再加税其实也除了饮鸩止渴外，用处不大。


　那刘宏拿什么来平叛呢？虽然也有民间可以自主募兵平叛的政策，但还是得靠政府军。我拿不出什么证据表明刘宏把他卖官得来的钱用在了平叛上，但东汉政府确实是靠着那点可怜的国库支撑住了政府军的一次次平叛行动，而且好像没有靠加大民间负担来解决财政问题，因而也没有陷入崇祯所面临的死弯。
　　国家的国库主要是靠什么呢？主要税收，但东汉末年的状况是纳税的自由人很少，钱财都汇聚到士族豪强的口袋里了，国库空虚，民众赤贫。你可以说灵帝敛财总是为了享乐，关键是作为皇帝，连享乐的钱都没有，这皇帝当得也够衰的。
　　关于刘宏的享乐史，实在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他至少没有搞过七下江南之类的巡游，没有大修陵墓、也没有大修宫殿（也就是大火后对宫殿进行了修补和扩建）被史学家说的最多就是汉灵帝搞的“宫市”也就是在皇宫里搞个集市，史书上着重分析这个“宫市”如何如何地祸国殃民。乾隆六下江南巡察，流连山水，举止阔绰，花费的差旅费用就高达二千多万两白银，就因为清朝没败在乾隆之手，也没见说乾隆祸国殃民的，所以说史家一张嘴，有时候就是为黑而黑的，皇宫里搞个集市，多大点事，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能搞个跳蚤市场，有啥可说的。有的还把汉灵帝的私生活拿出来说事，比如宫里不让宫里穿裤子之类的事。说实话，只要皇帝是正常男人，这种没有约束的性生活拿到台面上都是不堪的，人家在宫里做的事就相当于普通人在家里做的一样，说这个真的没啥意思。

cx1988

再回到卖官的事，灵帝也确实是个天才儿童，想出了卖官的好主意，士族们想继续当官，那就乖乖的交钱，没钱的人肯定是当不了官的，当官的肯定都很有钱，好处总得让我皇帝占一点吧，结果证明灵帝很正确，国库里没钱。老百姓没钱，钱在哪？就在这些垄断官场的士族豪强手中，基本上官员们都能拿出大把的钱来卖官，单从敛财的角度来看，汉灵帝的卖官行动目标精准，无疑是十分成功的。
　　《后汉书》中记载了个崔烈买官的故事很有意思。说崔烈花了500万钱买了个司徒（三公之一），“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做了这样一笔大买卖，灵帝很兴奋，于是在册封这天，亲临殿前，以示重视。但当他看到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时，突然觉得这官卖得太便宜了，于是满怀惋惜地对随从亲信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说咱这买卖亏了，就是让他出一千万，这小子也得出。亲信的回答更雷人，“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说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像崔公这样的名士，本来都不肯轻易买官的，还是我从中做了不少的工作呢，您就知足吧。事后，崔烈问他儿子外面人什么反应，他儿子对他说，“论者嫌其铜臭”，外面的人都在议论你这个官有铜臭味。“铜臭”一词就是打这儿来的。


当然也有例外，钜鹿太守司马直就交不出钱来，汉灵帝知道他素有清名，就给他打了个折，直接减了300万钱，可是司马直却不领这个情，直接上书死谏，自杀了，刘宏也很懊悔，不过毕竟这只是个例。
　　当然，汉灵帝的卖官其实还有深意，要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东汉末年的官员选拔制度，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称之为察举，也就是察而举荐的意思，从汉武帝时开始，由丞相、列侯、刺史等高级官员推举人才，经过考核，任以官职。设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科。到西汉后期和东汉，察举制度变成了豪门权贵扩大势力的工具。察孝廉、举茂才的所谓标准，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因此有童谣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弟良将怯如鸡”。基本上官员的选拔都是在豪门大族中间进行的，也就是说东汉的官员从选拔，一直到任命，全由官僚们自己决定。用谁不用谁，全由自己说了算，皇帝都难以插手。由于没有皇帝参与监督，下面的官僚们在选拔官员的时候，无不是选拔自己的亲朋好友、门生故吏。不管你有没有才能，不管你品德如何，只要你是官僚们圈子里面的人，都照样有官做。
　　这样，国家的大小官员，基本由士族豪强所把持，寒族除非有特别机遇（如军功），是根本无法进入官僚系统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可以了解汉灵帝通过卖官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收回了一些人事权。

从这里我们看出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些所谓的名士，基本都是家财万贯的，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拿出了巨款保住了自己的官位；这些名士，得了便宜还卖乖，做婊子还喜欢立个牌坊，国家搞坏了是皇帝昏庸、太监专权、自己还是忠臣名士，还是为国为民。这些人最后还犯了一个大忌，就是结党，大臣结党，这是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不能容忍的。当时贵族李膺、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与外戚一党联合，对宦官集团进行激烈的抨击。这些人通常被称作士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士大夫。他们自认品德高尚，时称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外号：
　　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学习的榜样；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为“人之英”，即人中英杰；
　　八顾指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步八人，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为他人榜样的。
　　八及指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为“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等榜样的。
　　八厨指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为“能以财救人者”，即不惜家财，救助有难者的。
　　当时人们以这些人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惧被他们指责贬损，因而登门拜访他们。

cx1988

　这简直就是梁山好汉排座次，公开向皇权叫板。历朝还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这么多的道德偶像，关键这还不是官方推出的，所以汉灵帝亲政后，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打击这些“党人”。比起汉桓帝温柔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刘宏是下了狠手，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
　　顺便提一下八及之一张俭，他一路逃亡，掩护收留他的人被他所连累，竟然有十几户人家被灭门，这里不得不感叹洗脑的强大，不知这些牺牲者了解到国破民穷的真正原因时，还会不会觉得自己所做是否值得。我个人的观点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这种多人为一个人牺牲本身就是不值得的。
　　所谓的党锢之祸，无非就是两个利益群体的政治斗争罢了，翻开历史书，却看到的是另一景象，这是正义的名士为国为民在和反动势力做斗争，奈何太监专权，实际上是这样的吗？要是为国为民，他们肯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吗？肯解散自己的部曲、释出自己的土地、让自己的佃农回归自耕农、将自己的食邑回归国家税收？他们绝对是不肯的。说到底，其实他们自己就是社会不公、帝国走向崩溃的毒瘤，他们有什么可大气凛然的；宦官们为自己的私利盘剥，他们何尝又不是呢？

士族豪强集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群体，他们有人有钱、群体庞大，最关键他们能够渊源留长，他们能够掌握历史的话语权。

　　刘宏对士族豪强的打击还没有结束，这个天才儿童又搞出了一个鸿都门学。一般的的观点认为，这是汉灵帝在不务正业，又成了他昏君的又一明证，但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前面我们说过东汉的士族豪强，基本上是三位一体的，他们是地主豪强、士林学门、官僚集团的集合体。也就是说，帝国的土地、官僚系统以及学界基本都被他们所垄断，土地与官僚系统，前面已经说过，这里重点说一下学术界。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汉朝的太学，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建立太学。
　　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汉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一年时间，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三万人，这个何等的规模，要知道当时的人口也就五千多万。



　不过不要以为什么人都可以上太学，刚开始必须通过地方官的推荐，到东汉后来扩大招生，降低了门槛，但需脱产学习，生活自理，所以平民基本是上不起的，生源还是以士族地主豪强的子弟为主。太学的教师以及太学生的考核将来的录用分配等无一不是把持在士族之手，在东汉末年，特别是第二次党锢之祸中，太学生都积极参与政治，成为了士族阵营一股极有影响力的新生力量。
　　汉灵帝应该也比较郁闷，关于太学，他实在无从插手，而太学的意义又非常重大，它代表着国家的未来。于是鸿都门学就应运而生了。在汉代的太学里，教材就是五经，所学的当然就是儒学经学。汉灵帝当然不能搞这个了，鸿都门学所招收的学生和教学内容都与太学相反。学生由州、郡三公择优选送，多数是士族看不起的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子弟。开设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课程，打破了专习儒家经典的惯例。宦官派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对鸿都门学的学生特别优待。学生毕业后,多给予高官厚禄，有些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还有的封侯赐爵。鸿都门学一时非常兴盛，学生多达千人。
　　鸿都门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院，开唐代专科学校之先声，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并不是汉灵帝做这件事的主要动机，他的目的也绝不是要培养艺术家、文学家，但在客观上却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来重要的一笔。

cx1988

说到这里，我非常想说说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华民族是非常聪明的一个民族，但在早期短暂的辉煌后，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首要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教育体制。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古代教育的核心一直就是儒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里的书仅仅指的是儒学书籍。那为什么儒学会垄断整个知识界呢？


关于儒学的讨论，肯定是一地口水，这里就不深入讨论了。个人认为儒学思想纷繁复杂，但其中有一个核心就是礼法，讲究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弟悌乃理想社会之秩序。尊卑贵贱亲疏长幼乃爱人社会之规则。说白了就是说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要对这种等级社会关系逆来顺受，这样就能形成和谐社会。
　　中国跟欧洲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一直处于大一统的专制社会，所以也很难产生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思想。如果单从Feudal的字面翻译，或者从“封建”封土建国的释义来看，其实封建社会到汉武帝时就基本结束了，后来基本上就进入了专制社会，对于专制社会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维持自己的统治，至于强国、富民之类的是排在第二位的。说到这里，现在不难理解专制社会为什么要“独尊儒术”了。从汉武帝以后一直到清朝取消科举，儒家的四书五经就成为了中国学术界垄断性的教材，所有读书人需要学习的只能是这些东西。人类社会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社会越发展，学科的分类就越多，现代的综合性大学通常都能设置几十个院系，近百种学科。儒家学说其实只能算涉及政治经济学、伦理学、哲学的一种学说罢了，而我们古代中国，所有的读书人（日后的各级官员、国家的管理者）不学经济学、不学管理学、不学自然科学、不学应用科学，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整天就知道研究四书五经，这个国家、民族能发展好才怪。

　儒家还有两个重要的核心，一个是“人治”，讲究贤人政治，也就是国家发展得好，是因为有一个好皇帝，而不依靠好的制度，也不依靠健全的法律。另一个是“德治”，个人认为，道德是用来律己的，而不是律别人的，更不是用来律社会的。以德治国，只会带来整个国家的整体虚伪，做事都是台面上一套、台面下一套。这些东西都深深植根到了国人的骨髓之中，什么酱缸文化、潜规则文化都来源于此。


　汉灵帝抛开儒家、自立官方教育体系、这在几千年的中国专制史上也算空前绝后了。这里顺便提一句，东汉对于学术压制并不算厉害，因此，东汉的科学成就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比较领先的，如数学产生了九章算术、医学有华佗、张仲景，天文学有张衡；其中宦官阶层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例如十常侍之一的毕岚就曾发明制造翻车，用于取河水洒路，后来成为优良的灌溉工具，还有更厉害的，那就是蔡伦，他在人类科学史上贡献就不用多说了。
　　公元184年，汉灵帝对士族豪强的打击因为一个大事件而嘎然而止，而且基本前功尽弃，从那以后，皇权就在也无法抑制士族豪强崛起的脚步了，这个事件就是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是现在的说法，在古代文献里一般都称之为黄巾之乱，其实这个说法应该更确切一些。在古代文献中，对于农民起义的记载都是负面的，这也难怪，农民起义其实就是社会动乱，起义军作为一只军队，最致命的地方就是缺乏后勤，唯一剩下的途径当然就是抢了，所以一般起义军所过之处，基本都是鸡犬不留的。（在规模做大或者有外援的情况下可以避免这种状况）所以所谓的起义对于社会的破坏时极大的，基本上属于负能量，它唯一值得称道就是不破不立，在社会被它的破坏之后可以推倒重建。不过不破不立，说得轻松，谁愿意做被破的那一个呢？

　　但为什么在我们的常识中，为什么农民起义变成了正能量，起义军全部变成了好人呢？前面说过政治对于历史的影响非常大，对于农民起义的历史评价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因为我朝起家就带有一点农民起义的性质，中间还发生过路线之争，最后挺农民起义一方最终胜利，借古喻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成为正义的象征，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当然现在这个提法也渐渐不提了，那是因为要建设和谐社会。